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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表现形式即国家理性的强调，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却体现了他对德国现实发展道路的思考。
如果不能将他的思想与他所处的历史情境联系起来，把他的思想与他所处的历史情境当作一个整体，我们就只能看到一个思想史逻辑中的黑格尔，看到作为形而上学哲学家的黑格尔，但却不能真正地激活他的思想，体会其思想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同样需要遵循这种总体性原则。
正如马克思后来所反思的，他的青年时期的理性批判体现了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德国知识分子的要求。
当他意识到这种批判的软弱性时，他开始想做的是实现德国哲学与法国政治**的融合，并因此来到了巴黎。
在巴黎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现实存在状态并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一方面他认识到政治问题的基础是经济的现实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他抛弃了原先想象中的“法国”
与“英国”
，开始认识真实存在的法国、英国，并反思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工人运动，并从中透视现有理论的缺陷和问题。
只有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以及在理论与历史情境的整合中，马克思才能突破自己原有的理论框架，反思当时的历史生活。
因此，马克思思想研究不仅要关注他自身的个人传记，而且要研究当时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并将之与马克思的思想融为一体，才可能真正地理解马克思。
在我看来，只有在这种总体性原则的指导下，我们才能历史性地理解思想史。
实际上，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性方法，也是马克思面对思想史时的一个基本理念。
他在讨论劳动价值论的形成时指出：从重农学派将农业劳动作为价值的源泉向斯密的劳动价值论的转变，不仅体现了理论逻辑的提升，而且体现了这种理论逻辑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理解与抽象。
从理论逻辑上来说，这体现了从特殊劳动向一般劳动的提升；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来说，这表明工业劳动已经普遍化，或者表现出一种普遍化的趋势。
只有当工业劳动普遍化时，这种劳动才能取得统治地位，才能将之作为劳动价值论的原型。
在马克思的这种分析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思想史的逻辑进程，而且看到了历史的进程，也看到了这种思想史的逻辑进程与历史进程的内在关系。
因此，将思想与历史当作一个总体，不仅是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原则，也是我们从马克思思想出发面对当代思想与历史的重要原则。
在我看来，当我们从这种总体关联出发去理解思想时，我们才能建构透视历史的理论构架，这种理论构架才不是简单地将理论联系实际，而是能够从总体上透视历史问题，并从更高层面为历史发展提供思想的支撑力。
在我看来，这也是当下中国社会发展中最为缺乏的东西。
现代解释学已经揭示出，任何研究都无法完全摆脱源自于当下社会历史与思想的视域，研究的过程实际上是将当下的视域与研究对象的视域相融合的过程。
这表明，对前人思想的任何研究都离不开对当下社会历史与思想的深入考察，它们之间构成了一种总体性的相互关联。
也只有通过当代历史与思想的深入，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
按照我的理解，马克思思想变革的方法论启示在于：他既从逻辑上来理解思想进程，又将这种逻辑置于社会历史生活过程中，揭示两者的内在关系。
在这一视域中，马克思才能既摆脱简单的经验主义，又摆脱思想中心论，使思想变成一个开放的过程。
按照这一理念，今天我们研究马克思思想，就不能不研究当代历史的变化过程以及产生于这一历史中的思想的变化过程，从中揭示马克思思想走向当代的途径。
比如卢卡奇关于物化与阶级意识的讨论，就体现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新阶段的思考，而这种新的历史情境是马克思没有遇到的。
在马克思时代，虽然已经开始了工业化生产，但这种以技术为基础的生产工业化程度并不高，以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有时以“工场手工业”
向“机器大工业”
过渡来加以描述。
相比于工场手工业而言，技术的应用体现出巨大的解放作用。
但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及其在生产领域中的应用，技术对人的支配与控制越来越明显，这种控制不仅体现在身体的物理层面，而且深入人的心灵中，这才有卢卡奇针对泰勒提出的“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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