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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的时候,有个人叫李繁,他在《邺侯家传》中写道:“北破突厥,西灭吐谷浑,南取林邑,东灭流求,皆府兵之力也。”
很多人因为这一条记载,就把唐朝初年的赫赫武功,都算到了府兵的身上,还表示府兵制是真的香,能打又省钱,多好。
不得不说,李繁这句不负责任的口嗨,直接带歪了后世无数人,其中就有王安石、朱元璋,结果等他们模仿府兵制的时候,才发现根本就不是他说的这么一回事儿。
因为府兵制发轫于关中,所以隋唐两朝虽然是统一的全国性政权,可还是将关中秦地算成了他们的大本营。
皇帝在推行府兵制度的时候,大多数军府都建在了关中,即“诸府八百余所,而在关中者殆五百焉,举天下不敌关中”
,把府兵主力都留在了关中老巢,于是就形成了一种“外轻内重”
的格局。
但是,如果遇到战争了该怎么办?
在唐朝初年,如果边疆发生战事,皇帝就会临时派遣一个“行军大总管”
,把府兵全权交给他,让他带出去打仗,等打完了仗,再把军队还回来,大总管回归本职,士兵则通通解散,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看出这个制度的弊病所在了没?
第一,行军大总管是临时设置的,他带的兵也是临时在各地召集的府兵,这就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
的状况。
这算是一把双刃剑,好的方面是因为士兵跟大总管不熟,如果大总管想造反,士兵们不会盲从。
坏的方面是大总管与士兵萍水相逢,没有忠诚度就代表没有什么作战默契,战斗力方面大为削弱,所以隋炀帝、唐太宗才会动不动就御驾亲征,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毕竟皇帝的威严比普通将军要强上一点儿。
第二,天下八百折冲府,五百都在关中,可以说边疆其实没有部署多少兵力。
如果外敌入侵,就很容易破关劫掠,而以古代的消息传递速度,外敌打进来的消息先到长安,皇帝再赶紧选个临时大总管,召集府兵,等到军队集结完毕,再从关中出发,一路走到前线战场……敌人早跑了,这一来一回,严重贻误战机。
所以,在唐太宗时期,朝廷引入了一种叫“兵募”
的征兵制度,意思就是某地发生了战争,大总管可以临时签发当地的壮丁从军。
而这些“兵募”
不但没有府兵的待遇(免税、授田),还要承担府兵的义务(自带装备和干粮),所以日子过得十分苦逼。
之所以他们还能愿意打仗,一来是强制征兵,这仗你不打不行。
二来是唐初的战争,朝廷几乎战无不胜,而且是行云流水的灭国战,战争时间短,往往个把月就打完了,不会出现“壮士十年归”
的情况。
最关键的是,每次打胜仗士兵都可以得到丰厚的赏赐,而许多“兵募”
也因为在战争中立功,步步高升,成为了人上人,比方说我们所熟悉的薛仁贵同志,他就是以“兵募”
入伍,在唐伐高丽的战争中表现亮眼,被唐太宗一眼相中,从此平步青云。
贞观年间,唐朝的作战方向为草原戈壁(东突厥汗国、薛延陀汗国)、青海新疆(吐谷浑、高昌、龟兹),还有东北朝鲜(高丽)。
在这其中,东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都是经济基础薄弱的部落民族,唐太宗以外交手段分化瓦解,趁对方天灾或者内乱重拳出击,故而每战必克,以风卷残云的速度消灭了这些部落联盟;西域都是一群小邦国,以唐朝的国力,能轻而易举地灭掉在情理之中,不足挂齿;而东北的高丽,在第一次战争中唐军虽然斩获颇多,但并没有打下来。
发现了吧,唐初的战争基本上都是速战速决的灭国战,所以不会出现“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的情况,只要让府兵和兵募一次性出征就可以解决问题。
但是,一旦面对高丽这样拥有完善制度与庞大人口的国家,唐太宗就无法复制之前的一战灭国,战争逐渐走向长期僵持,这样光凭府兵与兵募就不行了,毕竟这帮当兵的可不想在外地一待就是好几十年,所以唐太宗打高丽时只能动用契丹、奚的部族军,这两个部族本来就在东北,为唐朝威逼利诱而化用,成为了在前线与高丽对峙的炮灰,后来在武则天时期,契丹发动叛乱,东北的两番不能再为唐廷所用。
到了唐玄宗时期,唐朝的敌人要么是吐蕃、大食、南诏这样组织严密的国家政权,或者契丹、回纥这样向心力极强没有内乱空子可钻的凶悍部落,所以自然就不能复制唐初时期那样动不动就灭国的战争神话了。
自唐高宗以来,边疆的战争就逐渐出现了胶着化、长期化,战场上爆发的也往往不是两国决战,而是一来一回的拉锯战。
这样一来,关中的府兵们不愿意常年背井离乡在边境站岗放哨,兵募们也不愿意打了半天也没有如唐初那样的战争红利,于是“义务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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