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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人的需要：一般设定及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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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纳在讨论从使用价值到价值的过渡时说：“人的自然愿望，是要清楚地认识和了解内部和外部的财物对他的需要的关系。
这是通过估价（价值的估价）来进行的，通过这种估价，财物或外界物被赋予价值，而价值是计量的。”
[29]在瓦格纳的这一表述中，有个前提性的设定，人的需要，他正是从人的需要出发来论证使用价值通过估价推导出价值的。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人的需要是其理论的前提。
詹姆斯·穆勒在界定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时认为：“政治经济学……有两个重大目的，即社会的消费和满足消费的供给。”
[30]消费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因此，“需要是生产的原因，是生产的主人和指导者”
[31]。
斯密以分工作为理论的起点时，指向的正是为了最大可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并认为交换就源自于人的原始需要。
“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
……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
于是，社会各阶级普遍富裕。”
[32]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物质生产的最大化，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起点。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实际上深受上述设定的影响，并将之上升到人类学意义上的生产逻辑的高度。
针对青年黑格尔派从观念出发的历史观，马克思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
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切东西。
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
[33]马克思的这一界定，强调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是推动物质生产的动力，这种设定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前提非常相似。
但如果仅停留于这个层面，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无法区别开来。
马克思在确定人类历史前提时，实际上意识到了一般意义上的人及其需要的设定在理论上的局限性，他在批评费尔巴哈时就指出：费尔巴哈所设定的人，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
，作为现实的人，他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是“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
[34]，而不是像鲁滨孙一样的孤立的个体，并像卢梭、李嘉图等人一样，将这种个体想象为人类个体应该具有的模样。
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中，针对瓦格纳关于人的需要的设定，马克思反问道：这里的问题是：“‘人’？如果这里指的是‘一般的人’这个范畴，那末他根本没有‘任何’需要；如果指的是孤立地站在自然面前的人，那末他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非群居的动物。”
[35]如果不存在一般的人，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需要，只有特定社会中的人的具体需要，“那末出发点是，应该具有社会人的一定性质，即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一定性质，因为在这里，生产，即他获取生活资料的过程，已经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性质”
[36]。
在一定的社会性质下，特别是在商品生产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的满足与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直接联系起来，这时需要变成了消费的内在动机，消费本身又会创造出新的需要，商品的使用价值变成了消费时所关注的对象。
这才是资本逻辑全面统摄下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形式规定性。
“人并不是拥有着他所有的需要，先在地存在于那里，并在自然的驱使下来完满和诠释人之为人的特性。
这种假设，回击了唯心主义的目的论，但却界定了我们社会中个体的功能，即生产社会之中所存在的功能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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