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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指的是一种没有经过现代理性污染的感性，这种感性是从原始的自然情感中引申出来的，如男女的自然**等。
与这种感性相对应的，就是一个没有被理性所污染的自然，这当然不再是黑格尔所谓的劳动陶冶过的自然。
马克思批判的正是这种“想象”
的自然乌托邦。
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并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
[15]。
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下，人们所面对的首先是经过劳动改造了的自然，而不是费尔巴哈所想象的那个没有经过人类影响的初始自然。
如果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在改变自然的同时，更多依赖于自然界并把自然界看作与自己同样的伙伴，甚至是高于自己的存在的话，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则完全是以社会为中介而存在的，如果从一般物质生产逻辑来看，黑格尔说劳动陶冶自然恰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自然的存在方式。
费尔巴哈的自然概念虽然有其哲学批判的意义，但在历史的意义上，这种批判只具有道德评价的意义，并没有达到黑格尔的思想高度。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通过劳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改变了人本身。
黑格尔曾以主人—奴隶关系说明过这一点。
在黑格尔看来，虽然奴隶听命于主人并成为主人享乐的劳动工具，但奴隶在陶冶自然的过程中，认识了自然并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并最终获得了真正的自我意识。
黑格尔的论述虽然有强烈的思辨特征，但劳动对人的发展的意义这一思想，却被马克思继承下来。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以“对象化”
来描述工业劳动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问题。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心理学。”
[16]这正是劳动的对象化的意义所在。
“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服从于劳动的目的。”
[17]可见，劳动的对象化并不是被动的反应，而是人的目的与本质力量的实现。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这一双重意义进行了简要的概括：
劳动首先是发生在人和自然之间的行为。
在这个行为中，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相对立。
为了占有物质，赋予物质以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人就使他身上的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
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能力发挥出来。
[18]
人们在劳动中对对象改变到何种程度，人本身的意识和能力也就发展到何种程度，并会以这种发展了的意识来审视自然界。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一个脚注，对我们理解上述问题很有帮助。
在讨论“机器与大工业”
时，马克思指出：“按照笛卡儿下的定义，动物是单纯的机器，他是与中世纪不同的工场手工业时的眼光来看问题的。
在中世纪，动物被看作人的助手和伙伴……毫无疑问，笛卡儿和培根一样，认为思维方法的改变导致生产方式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
[19]可以说，物质生产过程不仅满足了人的需要，而且促进了人的能力的发展。
就第二个问题而言，正是生产劳动的发展，才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个性的实现提供了现实的条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是人的世界历史性存在的客观条件，也是共产主义实现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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