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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产劳动是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而不是绝不带有特殊形式规定性的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劳动。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它们表现一定的生产关系）所具有的社会规定性同生产资料本身的物质存在是这样地结合在一起，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中，这种社会规定性同这种物质存在是这样地不可分离，以致这种社会规定性（即范畴的规定性）甚至也被用到同它直接矛盾的那些关系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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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过去唯物主义没有解读出来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视野出发，也就无法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与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很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思想：从人类学意义上来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没有超越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眼界，而且可以用来为资产阶级辩护。
在第三章讨论“劳动过程”
时，马克思分析了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要素，即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者，这种劳动的结果是产品，其目的是为了消费。
这种意义上的劳动，是一种物质意义上的劳动，
既然现实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是为了人类的需要（不管这种需要是生产的需要还是个人消费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那么，现实劳动是自然和人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并且作为这种人类生活的自然条件，它同人类生活的一切特定的社会形式无关，它是所有社会形式所共有的。
这也适用于一般形式的劳动过程，这种劳动过程一般只是活的劳动，并分解为劳动过程的特殊的需要，而这些要素的统一就是劳动过程本身，就是劳动通过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材料。
因此，劳动过程本身从它的一般形式来看，还不具有特殊的经济规定性。
从中显示出的不是人类在其社会生活的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生产关系，而是劳动为了作为劳动起作用在一切社会生产方式中都必须分解成的一般形式和一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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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考察劳动过程的形式，看起来似乎是现实的、具体的，实际上恰恰是抽象的，脱离了一切特定的历史属性，因为不管人类在劳动过程中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社会关系如何，这种抽象的物质生产劳动形式对各种劳动过程都同样适用。
古典经济学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劳动的。
这时，劳动的资本关系消失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劳动材料与劳动资料，没有这些劳动材料与劳动对象，就无法进行劳动，所以资本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没有资本工人也就无法生产产品，勃雷关于资本必要性的论述就与此一致。
马克思明确地说：“这一点就被利用来为资本辩护，把资本与一般简单劳动过程的一种要素混淆或等同起来，从而说什么用于生产另外一种产品的产品就是资本，原材料就是资本，或者劳动工具，生产工具是资本，因此，资本是同一切分配关系和社会生产形式无关的、一般劳动过程的因素、生产的因素。”
[41]停留在这种历史观的水平上，也就无法透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特定规定，也就无法真正地揭示剩余价值理论。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程，更是价值增殖过程，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程只是价值增殖过程的载体，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增殖，而这是一种形式上的规定，是量的规定。
如果完全抽象地讨论劳动过程，那么在原初的劳动过程中，就存在两个要素，即人与自然，就会把劳动看成人与自然关系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
资本的辩护士为了把资本说成是生产的永恒因素，说成是与一切社会形式无关、为任何劳动过程因而也就是为一般劳动过程所固有的关系，便把资本同资本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混为一谈，把这种使用价值本身称为资本；同样，经济学家先生们为了回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某些现象，宁愿忘记资本的本质的东西，即资本是把自身设定为价值的价值，因而资本不仅是自我保持的价值，而且同时是自我增加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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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观点是相互论证的，只要把资本看成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把工人的工资看成是资本的预付，那么利润也就来自于资本自身。
通过上面的论述也可以看出，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存在着两种紧密相关但又存在着重大差异的理论逻辑，即生产逻辑与资本逻辑。
传统的研究关注的是生产逻辑，并认为将这种逻辑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就可以得出资本逻辑。
我们的论证表明，这一理解是需要重新反思的，我们需要结合政治经济学批判，深入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逻辑中，去具体地讨论生产逻辑、资本逻辑及其内在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理解需要借助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来建构，并揭示资本逻辑的运行中所体现出来的各种颠倒与拜物教意识。
按照我的看法，只有这样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时，我们才能真正地进入历史与现实中，并从理论深层透视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效应。
[1]在这个意义上，我倒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思路更合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规定性。
但非常遗憾的是，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框架中，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科学社会主义又被分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三个部分，没有真正地将这三条线索有机地整合起来，这决定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理论框架无法达到马克思思想的深处。
[2]［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3页。
[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9页。
[4]［英］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6页。
[5]［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3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320页。
[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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