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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此类，其说已见第八章了。
《管子·乘马篇》说：“聚者有市，无市则民乏。”
可见商业和人民的关系，已密接而不可分离了。
古代的大商人，国家管理之颇严，《管子·揆度篇》说：“百乘之国，中而立市，东西南北，度五十里。”
千乘之国，万乘之国，也是如此。
这是规定设市的地点的。
《礼记·王制》列举许多不鬻于市的东西。
如（一）圭璧金璋，（二）命服命车，（三）宗庙之器，（四）牺牲，（五）锦文珠玉成器，是所以维持等级制度的。
（六）奸色乱正色，（七）衣服饮食，是所以矫正人民的生活轨范的。
（八）布帛精粗不中度，幅广狭不中量，（九）五谷不时，（十）果实未熟，（十一）木不中伐，（十二）禽兽鱼鳖不中杀，是所以维持社会的经济制度，并保障消费人的利益的。
总之，商人的交易，受着干涉的地方很多。
《周官》司市以下各官，则是所以维持市面上的秩序的。
我们可想见，在封建制度之下，商人并不十分自由。
封建政体破坏了，此等规则，虽然不能维持，但市总还有一定的区域。
像现在通衢37僻巷，到处可以自由设肆的事，是没有的。
北魏胡灵后时，税入市者人一钱，即其明证。
《唐书·百官志》说：“市皆建标筑土为候。
凡市日，击鼓三百以会众，日入前七刻，击钲38三百而散。”
则市之聚集，仍有定期，更无论非市区了。
现在设肆并无定地，交易亦无定时，这种情形，大约是唐中叶以后，逐渐兴起的。
看宋朝人所著的《东京梦华录》（孟元老著）、《武林旧事》（周密著）等书可见。
到这地步，零售商逐渐增多，商业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亦就更形密切了。
商业初兴时，所运销的，还多数是奢侈品，所以专与王公贵人为缘。
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史记·货殖列传》）。
晁错说汉朝的商人，“交通王侯，力过吏势”
（《汉书·食货志》），即由于此。
此等商人，看似势力雄厚，其实和社会的关系是比较浅的。
其厕身民众之间，做屯积和贩卖的工作的，则看似低微，而其和社会的关系，反较密切。
因为这才真正是社会经济的机键。
至于古代的贱视商人，则（一）因封建时代的人，重视掠夺，而贱视平和的生产事业。
（二）因当时的商业，多使贱人为之。
如刁间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史记·货殖列传》）。
此等风气，以两汉时代为最甚。
后世社会阶级，渐渐平夷，轻视商人，亦就不如此之甚了。
抑商则另是一事。
轻商是贱视其人，抑商则敌视其业。
因为古人视商业为末业，以为不能生利。
又因其在社会上是剥削阶级，然抑商的政令，在事实上，并不能减削商人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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