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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后半壁江山，政治重心却仍因制度的关系，维护在朝廷，外官纷纷要求京职。
《宋会要稿》九五《职官》六〇之二九：
绍兴九年（1139）五月二十三日，殿中侍御史周英言：士大夫无安分效职之心，奔走权势，惟恐不及，职事官半年不迁，往往有滞淹之叹。
又一〇六《职官》七九之一二：
庆元二年（1196）十月十四日，臣僚言，近日监司帅守，到任之后，甫及半考，或几一年，观风问俗，巡历未周，承流宣化，抚字未遍，即致书当路，自述劳绩，干求朝堂，经营召命。
四年（1198）八月二十四日，臣僚言，比年以来，州县官吏，奔竞躁进，相师成风，嘱托请求，恬不知耻，贿赂杂沓于往来之市，汗牍旁午于贵要之门，上下玩习，不以为怪。
故做县未几，即求荐以图院辖。
作倅未几，即求荐以图作州。
作州未几，即求荐以图特节。
既得节矣，复图职名，得职名矣，复图召命。
以上二例，固然是政治的病态，却也可看出这时代向心力的程度。
再就唐代而言，安史之乱是一个路标，乱前内重外轻，乱后内轻外重。
乱前的府兵属于国家，乱后节镇兵强，中央衰弱。
乱前官吏任免由朝廷，乱后地方多自辟僚属，墨版假授。
乱前财政统一，乱后财赋有留州留使，仅上供是朝廷的收入。
乱前中央官俸厚，地方官俸薄，乱后恰好相反。
至于河北、山东割据的藩镇，则索性一切自主，完全和中央无干。
乱前士大夫多重内官，轻外职。
此种风气，唐初已极显著，贞观十一年（637）马周上疏即提到这问题，他说：
今朝廷独重内官，刺史县令，颇轻其选。
刺史多是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外出，边远之处，用人更轻，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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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四年（704）李峤也上疏说：
安人之方，须择刺史，窃见朝廷物议，莫不重内官，轻外职，每除牧伯，皆再三披诉。
比来所遣外任，多是贬累之人，风俗不澄，实由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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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元年（705）赵冬曦也说：
今京职之不称者，乃左为外任，大邑之负累者，乃降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迁为远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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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开元五年（721）源乾曜还说：
臣窃见势要之家，并求京职，俊乂之士，出任外官，王道均平，不合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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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畸轻畸重的形势，深为当时有识的政治家所忧虑，唐太宗以此自简刺史，令五品以上京官举县令一人。
武后时以台阁近臣分典大州，中宗时特敕内外官吏更用，玄宗时源乾曜请出近臣子弟为外官，都想矫正这种弊端。
不过全无用处，外官之望京职，有如登仙。
《新唐书·倪若水传》：
开元初为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出为汴州刺史……时天下久平，朝廷尊荣，人皆重内任，虽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谓下迁。
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过州，若水饯于郊，顾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为驺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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