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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汉武帝和武则天那两篇里我就讲过，在古代官府名册上的户口，绝非国家的实际人口。
因为古代封建政府管理能力低下，很难及时对治下州县进行人口普查，这造成了官府只是掌握了一部分纳税人口，而大量人口都是“黑户”
，不计入官府的掌控。
比如明朝，在朱元璋时期，黄册上统计的人口为六千多万，结果到了明朝末年，还是六千多万，这根本不符合正常的人口增长规律，故而明朝社会有大量隐匿的人口，这点在史学界算是一个常识问题。
关于明朝晚期中国有多少人口，目前说法众多。
梁方仲先生认为有一亿五千万，《剑桥中国明代史》则推测在一亿五千万至一亿七千五百万区间内，而葛剑雄和曹树基的估算是两亿左右。
不过，经历了明清易代的战乱损失，人口必然减少了一部分，梁方仲估计在八千万至一亿左右，葛剑雄认为在一亿二千万，咱们折中给他算一亿，那么顺治初年的一千多万，实际上只是官府掌握的人口，而非国家实际的人口。
在清政府的名册之外，国家还潜伏了九千万的黑户，他们在官府看不到的地方生儿育女，为大清的人**炸事业默默耕耘、添砖加瓦。
那么，为何乾隆初年就忽然把这些隐匿的黑户给清查出来了呢？
这是因为在雍正年间，雍正皇帝发布了一个政策——摊丁入亩。
所谓摊丁入亩，就是把丁银摊入到田亩上一起算税，通俗点讲，就是废除人头税，一律改收土地税。
以往很多人想当黑户，就是因为要给国家缴纳人头税，这就苦了那些地少人多的农民。
他们为了逃税，只好给地主家当佃农，借此脱离官府的掌控，而地主为了避税，也会瞒报他家的雇佣人口，这就是历朝历代官册上人口总是不尽不实的原因。
雍正元年，清朝施行摊丁入亩，把人头税废除了，实现了人地分离。
这样一来，官府不再以人口作为收税的标准，地主就没了谎报人口的动机，“黑户”
通通都登记上了户口，而农民生孩子也放得开了，中国人口从此迅速增加。
——当然了，摊丁入亩后，地主们不瞒报人口了，但开始瞒报土地了。
至于清朝的版图比明朝大，可有清一代官府掌控的土地始终没能超过明朝刚开国的洪武年间，更遑论明朝田亩数字巅峰的万历时期。
以往我们用人口来衡量皇帝的功绩，主要是因为丁税的存在。
在有人头税存在的情况下，如果老百姓还敢生孩子，那证明他们有钱有地，不怕交税，这间接证明了皇帝的治国有方。
可到了雍正年间，人口与税收脱钩，人口的增加既不能代表税收的增加，也不能代表人民的富足程度，那么现在一些学者再用人口的增长来鼓吹康乾盛世，这种思维不就是典型的刻舟求剑吗？
其次，明清时期中国进行了高产粮食作物的引进。
中国第一次人口破亿，是在宋朝时期，原因是宋真宗时从东南亚引进了占城稻，提升了粮食产量，实现了中国的一次农业革命。
第二次农业革命，是明朝中后期，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明朝解除“海禁”
，土豆、甘薯、玉米等粮食作物在明朝中后期经东南亚传入我国，并且在清朝得到大面积种植。
这些高产作物产量高、适应性强，可以在水土贫瘠的山地生存，直接让土地的可利用率提高，粮食的产量随之上升，让清朝有了能够养活四亿人口的本钱。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高产作物虽然可以养育更多的人口，但比起小麦、水稻等传统农作物，它只可以管饱充饥，却没有营养，我们看清末的一些老照片，发现晚清时期的百姓面黄肌瘦，就是因为这种依托高产作物繁衍出来的人口，只是保障了人口数量，却保障不了人口质量。
最后，就是在1650年—1900年间，不止清朝的人口在增长，而是全世界的人口都在增长。
根据英国人科林·麦克伊韦迪和理查德·琼斯的《世界人口历史图集》描述，1600年到1900年，世界人口从五亿四千五百万增长到十六亿二千五百万，增长百分之一百九十八，而中国从一亿六千万增长到四亿七千五百万，增长百分之一百九十七，这个数值只是平均线，并不算出众，同一时段的欧美地区人口增长率要远胜中国，甚至东南亚的增长倍数普遍在三倍以上，都比清朝1650年至1900年的二点九七倍要高。
清朝的人口成绩，比起以前的封建王朝确实是暴增，可拉到当时的世界看并不算什么，只能说它更多是乘了世界近代化的东风，而不是像传统封建王朝那样，通过治国有方养育出来的人口数。
综合以上论点，我们可以归结一下清朝人口增长的原因：
第一，清朝时期不是从一千万人口增长到四亿，而是一亿左右的人口增长到四亿，人口翻了四倍而非四十倍。
看过《夏洛特烦恼》的都知道一个道理，你从无到有赚四个亿很难，可如果你本来就有一个亿，那么你将会发现赚钱真的很简单。
第二，雍正皇帝废除了人头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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