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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受欢迎的主题包括以前的农民起义,冲破封建包办婚姻制度的爱人,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或者为社会作出公众性贡献的女性,或者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战争。
1964年6月和7月,另外一种与1952年或1956年的文艺会演截然不同的形式出现了: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来自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大约30个剧团参加了该演出,呈现了大约37部戏剧,全部都是关于革命斗争的。
其中特别著名的一部戏剧是《红灯记》,讲述的是一家三代革命者的故事,其中两名是女性,还有就是他们反抗日本人的斗争。
江青曾经是一位影星,她对戏剧有着自己强烈的观点,还发表了名为《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倡导对所有传统剧目进行无限期的搁置,无论是新创作的、改革过的,还是纯粹的经典剧目。
由于这种极端观点遭到了其他领导人强烈抵制,这次讲话在当时被压制了,直到1967年才被发表。
当时,“**”
已经全面展开,她主张的戏剧实验也获得了支持。
在1964年的戏剧节上,她将一些剧目重新改编为“样板戏”
,其特征为:必须反映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人物形象都具有良好的品行,是中国共产党无私和强有力的支持者,而资产阶级都是邪恶的象征。
在江青的“样板戏”
中,西洋乐器被加入了管弦乐队之中,音乐便更加短促刺耳,由此显得更加具有革命性和英雄气概,但还是有一些传统旋律被保留了下来。
从1966年初开始到1977年中期,没有任何有关传统主题的戏剧得到过公开上演,舞台完全被江青的“样板戏”
占据了。
对于江青而言,甚至连《红灯记》这样的剧目革命性都不足,于是她改编了该剧,将其中的人物角色重新塑造,以更加紧贴她所期望的范例。
该剧的“样板”
形式直到1970年5月才得以出版。
该剧的作者从数次在中国观看《红灯记》的经历中得出了这样一个印象:该剧一开始非常受欢迎,但和其他“样板戏”
一样,它重复得太频繁了,以至于迅速丧失了吸引力,成了一种极度乏味的东西,尤其是由于“样板戏”
的数量非常少,当时可以接触到的戏剧种类极端狭窄。
日本
在日本,1868年的明治维新初期,曾经出现了一种改革传统歌舞伎的动向,将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以符合西方的戏剧实践。
1872年,新的日本明治政府将演员们置于宗教指导部的控制之下,试图利用戏剧以促进公共道德。
1887年,其甚至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负责对歌舞伎进行改革,通过“清理”
,移除其特征中的色情和暴力成分,使其能够为西方观众所接受,同时也通过改革使其符合19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
总体而言,这次改革没有取得伟大的成功,事实证明,这一现代世界的附属物与歌舞伎非现实主义的节奏和语言技巧都是不相符的。
这种新型歌舞伎的一个持久性特征就是戏剧世界之外的文学角色的参与,比如右翼民族主义者三岛由纪夫就为这种歌舞伎写了新的脚本,当然,他也为能剧写了新的脚本。
但即便这样也没能在看戏的人群中激发起很大的热情,这些新创作的歌舞伎鲜有能持续很长时间的。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以政治为主题的戏剧开始在日本显现。
这些名为“新派”
(shinpa,意思就是“新流派)的戏剧由于其新颖性和爱国主义的吸引力赢得了一些大众的喜爱。
那些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被禁止登台的女演员重新出现在“新派”
的舞台上,并且也得到了新政府的容忍。
1906年,坪内逍遥(TsubouchiShōyō,1859—1935年)和其他人一起创建了文学艺术协会,开创了一种叫作“shingeki”
的新的日本文学艺术形式,字面意思是“新剧”
。
“新剧”
的出发点是将西方戏剧改编为适应日本的形式,其将众多西方剧目翻译为日文,但更重要的是在新的日本戏剧中使用了西方戏剧的结构、对冲突的强调、特性描述以及文学和表演传统。
坪内逍遥的主要样本是莎士比亚戏剧,他将莎翁的戏剧翻译成了日文,由此表达了他的如下信念:“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或许是促进日本戏剧发展最有用的方式,这不仅是对我个人而言的,而且是对整个日本公众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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