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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十年后,人们这才知道,这神秘的灰楼是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指挥机关与核心部门。
灰楼现在依旧耸立在原地,周围有了无数远比它高大和宏伟的建筑,往日的灰楼淹没在闹市之中的海淀花园路的中央地段。
当我站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望着百米之外的那座至今仍充满神秘色彩的灰楼时,眼前突然升腾起那光彻天地的蘑菇云……
九院院长是李觉将军,他是在聂荣臻元帅领导下直接指挥两弹研制的现场组织者。
三位副院长便是主管核实验研究的王涂昌、主管理论研究的彭桓武和主管设计研究的郭永怀。
朱光亚、邓稼先、周光召则是王淦昌手下的研究室负责人,极富才能且十分年轻。
从1961年初起,九院的骨干格局一直沿袭至1978年。
后来李觉不再兼任院长了,由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王淦昌兼任院长,直至1982年9月。
朱光亚和邓稼先、周光召等也先点升任为副院长、院长职务。
王淦昌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他不仅参与了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实验研究和组织领导,而且在燔轰试验、固体炸药工艺和新型炸药、高功率脉冲技术,以及核武器试验等实验诊断方面进行了奠基性研究,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
在开展地下核试验过程中,他花费了巨大精力和时间研究与改进测试方法,使我国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关键技术。
周光召同志写这评语时是1996年2月。
作为一位著名的物理理论科学家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一向用词极其严谨的周光召,在评价王淦昌先生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贫献时,在仅有180个字且大部分是专业名词的评语中,重复用了两次莫基和两次关键的字眼。
显然,王淦昌是当之无愧的真正的中国核弹先驱。
两弹成功爆炸之后的若干年里,在两弹研制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一批著名科学家后来都从国家特级机密的椎幕后走到了政治和社会活动的前台,成了众所周知的人物。
而王淦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一直没有走出神秘帷幕的两弹研制工作的大科学家之一。
其原因有二:——是中央决定王淦昌参与两弹研制领导和组织工作时他已55岁了,是所有直接参与研制工作中年龄最大、资格最老的科学家。
1980年2月,在邓小平主持5的全国科学工作大会上,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被确定,长期得不到应有政治玲遇的臭老九们第一次有了走向政治舞台的机会。
王淦昌此时已是73岁髙龄了,他说,当国家领导人是要有管全面工作的大才的。
我老了,有生之年再为中国核能事业做些业务工作便是最大欣慰。
因而当与他并肩战斗十几个春秋的后生们如钱三强、朱光亚、周光召等都成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或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长时,他则继续埋头在中国核能工作的第一线上,虽然那时他也有全国人大常委、全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等职务,侣他依然是位不被公众所知的神秘人物。
二是研制两弹是中国的最高机密,所有参与者即使是工地坎事员也得三代贫雇农出身,政治审查是最严格的,凡与两弹研制工作沾点边的几十万参与者中,几乎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但王淦昌不是,而且是核心、领导层中为数不多的非中共党员决策者。
王淦昌当时被推荐为九院副院长,直接负责两弹研制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批准的。
从1961年4月走进那座灰楼起,他经历了长达17年之久的隐姓埋名。
他不仅是参与两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中隐姓埋名时间最长的一个,即使是在可以公开身份之后的七八年中仍严格按照组织规定,极少露面,更不太用自己的真姓真名。
1979年10月20日,王淦昌加人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正好72岁。
介绍他人党的是与他并肩战斗几十年的另一位我国杰出的核工业领导者李毅同志和著名核化工专家、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姜圣阶同志。
王淦昌何以在大功告成且年逾古稀的时候要求加人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他的人党申请书里,我看到了这位为民族作出卓越贡献的老科学家发自肺腑的一段话:我亲身体会到,在帝国主义**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是一个10亿人民、8亿农民的大国,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要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不可能的。
经过了十年动乱的曲折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更加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拨正航向,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
因此,我决心申请加人中国共产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他的人党介绍人之一李毅同志,在王淦昌先生80寿辰时说过一段很感人的话:淦昌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核物理学家,是我国核物理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是我国第一个原子能科学研究机构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他为核科学在中国生根,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核科学研究人才,为我国核科学做出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呕心沥血;为自力更生,突破原子弹、氢弹科学技术关,发扬国威,作出了重大贡献,建立了功勋……他生活艰苦朴素,胸襟坦**,敢于说真话,敢于开展批评,也能听取别人的批评和不同意见;他富于民主精神,善于集中大家的智慧,发挥众人的才干;他热情宽厚,平等待人,从不妒贤嫉能,从不凭个人好恶嫌弃人才;他在研究工作时惯于亲临科研第一线,亲自动手,对年轻人耐心培养;他对党政干部、后勤人员也平等相待,一视同仁,从不以权威科学家自居,不盛气凌人,不鄙视别人的劳动。
他确实树立了知识分子、科学家与党政干部、后勤人员同志式团结合作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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