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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就错在我们不能千篇一律。
义乌是个人多地少田又薄的地方，人口密度比全国平均密度高出4倍多。
义乌人既继承了祖先的从商传统，又适应了新历史条件下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开创了一个农民市场经济的新天地。
在今天，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不仅已被从商的经营者首肯为“华夏第一市”
，中国政府部门的官员和外国实业家们也一致承认它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
。
然而在我看来，义乌市场的有形世界纵然令我们中国人自豪和扬眉吐气，但我更看重义乌人创造的一个缤纷多彩的无形世界，这就是义乌人在建立大市场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独创经验与不懈追求精神。
它的存在，远比一种指标、一幅蓝图要宝贵得多。
义乌人创造的无形资产早已开始发生魔力。
不是吗？看一看它与周围地区已经拉开的距离，看一看它与同时代中国农村的进程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很多很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1982年，谢高华书记在听取冯爱倩等经商者的心声后，毅然决定在当时的县城一条老街上辟出一块地用作小市场，并随即发出了农民进城经商的“四个允许”
，这无疑给早已憋了一股劲要想好好干几把的众多“拨浪鼓”
手开了绿灯。
但后来发展的形势之快又是谁也没有料到的。
很快，北门街的小市场人山人海，逢到赶市**更是无法行车走人，这一方面也影响了市容，更重要的是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市场发展。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现象，多数人包括不少干部在内不知所措。
那时人们的思想里通常把经商与“搞资本主义”
连在一起看待。
是放任这样的潮水漫天冲涌，还是及时制止或者睁一眼闭一眼地不去管它？三种态度，后一种态度居上风。
然而已经冲出堤坝的潮头怎有回逆之理？就在这义乌市场正式形成的徘徊时刻，一位颇有远见者站了出来，他就是义乌市场管理部门的前身——稠城工商所负责人徐至昌。
徐至昌这个人物在义乌也算是位名人。
倒并不是因为他后来成了义乌市场管理的奠基人之一的缘故，而是他年轻时就因同单位的人一起到乡下调查的路上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而被人背后捅了一刀，结果当了20多年的右派，这其间吃了多少苦连他自己都说不清。
他在稠城工商所当负责人时，距平反和恢复公职仅两三年时间。
那时北门街冯爱倩、黄昌根他们那些做小买卖的商贩，已经有了六七百个摊位了，可徐至昌他们的工商所小市场管理工作才刚开始，连一间正式的房子也没有，临时租的一间农民房，内放一张办公桌、一台扩音机和两条专门用于接待及处理小商小贩的木凳。
为了照顾另一位日常处理事务工作的同志，他徐至昌甚至连张办公桌都没处放，于是只好天天上外头与工商们为伍。
这样的日子还真给徐至昌这位工商干部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十几年后，已经退休在家的徐至昌谈起当年的事依然激动不已：“当时我感受和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义乌市人多地少干啥啥都上不去，可为啥冯爱倩那帮做生意的事却越做越红火？而且从县委发了《第一号令》后，来北门街摆摊的人与日俱增，最后达到无法走路的地步。
好多小商小贩也不断向我建议扩展市场。
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为市场管理人员，我当然认为自己有责任把经商者的心声向上反映，而且结合我多年对义乌经济与社会的研究考察，心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想法，即我们义乌要在没有任何自然优势的条件下发展经济，就应当紧紧抓住农民经商这个积极性，大力开发和拓展商品市场。
于是我决定将自己的想法和经商者们的意见，汇总成一份报告给县领导。
工商所的同事听说后就劝道，说老徐你平反才刚过几天舒心日子，千万别再忘了心直口快的教训啊！
听了大家的话，我心头也矛盾，同事们的好心我明白。
但令我不能平静的是众多经商者们一颗颗滚烫的心。
他们听说我有可能因为他们说话而面临‘双开除’的可能时，便都来找我说：老徐你为我们写报告，如果有一天被开除公职，我们就带你一起做生意，去赚比你现在多几倍的钱；如果你坐牢，我们就天天给你去送饭……”
徐至昌说，他活了大半辈子还没有人如此向他掏心窝子，于是就更坚定了他向领导建议在义乌正式建立商品交易市场的决心。
1984年3月15日，一份署有“徐至昌”
大名的《关于建议中共义乌县委采取强有力措施，迅速建成规模巨大的小商品专业市场的报告》送到了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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