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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康德的认识论否定了既定物的优先地位，将一切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但如果“物自体”
处于理性认识之外，那么认识仍然是以一个自己都无法达到的既定前提为基础的，这既是物化认识形成的原因，又是物化意识的重要特征。
用哲学的话语来说，康德关于“物自体”
与认识形式的讨论表明：内容与形式是分离的。
这使得德国古典哲学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必须能够将理性与物自体建构为一个整体；二是要让非理性的内容、既定性、物质进入到形式结构中。
这两方面都需要一种体系来完成，这形成了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动力。
从康德、费希特到黑格尔的哲学发展过程，就是德国哲学体系建构的过程，同时也是把握总体性、将既定性的内容融入到理性之中的过程。
如果将“物自体”
看作对社会历史总体的另一种描述，那也就意味着，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必须将意识与社会历史过程当作一个统一体，并将两者看作一个不断发展过程中的不同表现层面，并最终实现两者的统一。
这正是黑格尔哲学的最大成就。
这时认识论的问题转变为了历史辩证法的问题。
只有在历史过程中，意识才能超越自身，把握“物自体”
，以达到对社会历史的总体性理解。
“只有历史的生成才真正消除事物和事物概念——真实的——独立性及因此而造成的僵硬性。”
[4]因此，认识论困境的解决场所是“历史”
。
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哲学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在进一步的讨论中，黑格尔哲学又倒退了。
如果历史是解决德国古典哲学的场所，那么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历史中这一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卢卡奇结合自己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认为历史不是黑格尔所谓的思辨理性的外在表现，而是我们创造行为的结果，因此在历史中，需要揭示的是行为主体问题，
要由“行动”
来证明和指出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思维和存在的统一，事实上，在思想规定的起源和现实生成的历史的统一中得到了实现，并找到了自己的基础。
但是要理解这种统一，就必须指出历史是从方法论上解决所有这一切问题的场所，而且具体地指出这个是历史主体的“我们”
，即那个其行为实际上就是历史的“我们”
。
[5]
这种行为主体在黑格尔那里只是绝对精神的工具，这样一来，行为对行为者本人来说就变成了先验的，与此相对立，卢卡奇认为真正的历史辩证法则是以历史中的行为主体为根基的。
这一行为主体，就是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的历史行为的主体，就需要培养自己的阶级意识。
这构成了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的主题。
卢卡奇的这种强调历史行为主体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在后来的马克思思想研究中不断地得到重现。
在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中，这种主体成为批判理论建构的基础。
在国内20世纪80年代的讨论中，主体性以及以主体性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也成为马克思思想研究的主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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