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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对肉体的关注与资产阶级的权力是一致的，“性不是资产阶级为了使得受它统治的那些人工作而不得不贬低或废除的那部分肉体，正是这一要素让资产阶级最感到头痛和关切，引起了它的注意，使它以一种恐惧、好奇、快乐和激动交织的复杂情感来教化性。
资产阶级使得这一要素与它的肉体融为一体，或至少通过赋予前者一种神秘而不定的权力使后者来服从自己”
。
[12]在福柯的讨论中，虽然没有将这一权力建构与劳动生产联系起来，但将社会经验与理性话语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构联系起来讨论，这种方法与马克思的方法是相似的，只是在马克思那儿，资本的生产构成了中心地位，而在福柯这里，资产阶级权力的微观建构成为主题。
正是看到了这一相似性，甚至是理论逻辑上的一致性，激烈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的鲍德里亚，将马克思与福柯放在现代性的同一地平线上进行讨伐。
在《生产之镜》中，鲍德里亚集中批判了马克思以生产劳动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镜像想象。
[13]在《忘却福柯》中，鲍德里亚认为，虽然福柯的主题是分析权力的构成，但福柯的分析并没有改变权力的结构，也没有改变资本的结构，性的解放同生产力的解放一样，都合乎资本逻辑的要求。
“正是资本在同样的运动中产生了劳动力的能量和我们今天将欲望与无意识作为核心的身体。”
因此，“性作为标语和模型，是资本形式在身体层面的显现”
[14]。
虽然在批判马克思，但鲍德里亚在分析当下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时，所用的方法又与马克思有着深层的关联，并将马克思的方法引入自己的讨论中。
鲍德里亚的讨论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的，因此只有在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性的问题才作为劳动问题提出来，如何节约性能量以提高福特生产线上的劳动效率，这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的问题，只有在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地提出来。
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鲍德里亚以象征交换为原则的社会来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以此分析现代形而上学的建构。
在他看来，现代形而上学的建构，核心在于对死亡的控制，而这种控制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最高峰，资本主义社会是通过死亡的控制来控制这个社会，这合乎资本的原则。
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是在资本面前的等价原则，“通过把等价关系的逻辑扩展到所有人——规范面前人人平等，人人自由——自身最终被社会化，它排斥所有抗体”
[15]。
在这一等价原则的作用下，死亡成为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然事件，“社会性甚至把死亡也兼并了。
人人都被剥夺了死亡，人人都不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死……为了让生命符合民主和等价法则，必须把生命化为数量（这样也就把死亡化为乌有了）”
[16]。
因此，资本的逻辑在深层上不是利润原则，而是对生命和死亡的控制。
“一切压制和控制的体制都建立在生命及其终结之间的这种悬置中，即建立在完全虚构的、人为的时间性的生产中，建立在这种被分割的空间中。
后来所有的异化、分离、抽象，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揭露的一切，都扎根在这种死亡分离中。”
[17]正是从这样的视角，鲍德里亚提出了资本、理性形而上学与死亡控制之间的同构关系，从而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批判推进到了死亡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其实，鲍德里亚在反对马克思时，正是运用马克思的方法来反对马克思的结论。
在我看来，只要这个社会是资本统治的时代，马克思从资本逻辑出发的批判分析方法就仍然具有时代性的意义。
但正如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所讨论的，这种方法本身也是历史性的，要真正地运用这一方法，就必须深入地研究现代历史变化及其思想逻辑，否则这种方法就会被僵化为一种结论，这时黑格尔哲学中体系与方法的悖论，就会在马克思的哲学中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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