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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物的依赖关系与市民社会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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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如果我们撇开评达里蒙的第一部分，马克思随之讨论的就是现代市民社会中物的依赖关系问题。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构成这一论述的前提，而资本逻辑则构成了这一论述的直接话语体系。
在进入市民社会的讨论之前，马克思评述了达里蒙银行改革的主要构想，即想在不废除现代劳动体系的情况下，通过发行劳动券而消除以货币为中介的交换体系的负面效应。
马克思对此的回答是：商品二重性和交换的普遍化，是货币得以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基础，只要不废除现代劳动体系，劳动券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所产生的矛盾。
这意味着达里蒙的银行改革方案是行不通的，他并没有真正地理解现代交换体系及其根源。
正是在这里，马克思进入对现代交换关系与前现代关系的比较论述，也就是进入到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
马克思一开始遵循着斯密与黑格尔的思路，从分工与交换出发来分析现代市民社会，从而揭示商品交换得以产生的条件和影响。
交换在原始社会就已存在，但那时的交换存在于氏族与部落的边缘，不具有普遍性。
现代商品交换则是一种普遍化的关系，即一切都被纳入交换体系。
这种交换体系的产生“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
。
[28]这正是斯密以人的本性来说明交换并以此论述分工的历史基础。
对于分工和商品交换体系的合法性，在古典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那里有两个重要的辩护：第一，分工和交换源自于人的需要，这也意味着这是一种合乎自然的体系；第二，正是在普遍化的分工与交换中，每个人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促进了普遍利益的发展，这意味着分工与交换是合乎理性的。
“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
[29]对于这一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市民社会”
一章中进行了多次的概括。
“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
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
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
[30]另外，他在“第187节”
、“第199节”
中都有类似的描述。
对交换的这一理解，马克思随之进行了两点反驳：第一，“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
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
[31]。
如果我们将这一批判与《法哲学原理》联系起来考察就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这一反驳是在重申黑格尔对斯密的批判。
黑格尔通过考察劳动体系（在黑格尔那里，这一体系以分工与交换为核心内容）认为：现代劳动体系在促进人的解放和财富的增长的同时，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异化，这主要体现在：（1）个人成为他人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2）个体自身被抽象化、孤立化、机械化了；（3）这一过程使特殊性得以彰显，是对普遍性的否定。
应该说，马克思的第一条反驳是在读懂黑格尔之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前提的反驳。
马克思的第二个反驳是：“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
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换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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