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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全球化与资本的空间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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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的资本逻辑出发，全球化是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展开，这是继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跨国资本主义时代[14]，有的学者甚至将之看作是一种新“帝国”
的形成[15]。
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模式提出许多挑战，并开启了传统研究中许多被忽视的领域，特别是全球资本主义运行中资本的空间布展问题，使得空间的生产与规划与资本的权力结构关系日益凸显出来。
如果说在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时间以其绝对的优势支配着空间的话，而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随着时间的极限化，空间取得了主导性的支配地位，全球化就是资本逻辑在空间的布展，正是在这一布展中，才可能产生后殖民主义所谓的区域性抵抗问题，这当然是资本逻辑的另一面。
正如列斐伏尔所说“任何一个社会，以及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
[16]，被社会实践生产出来的空间与时间，与社会的展开过程具有同构性，但在不同的时期，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在特定历史情境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
从资本逻辑在历史时空境域中的运行方式来看，自由资本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体现的是时间支配空间的过程，与空间相比，时间起着主导性作用。
这种征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资本生产过程中的时间空间化。
资本的本性在于追求剩余价值，而要获得剩余价值，一方面依赖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主要通过延长绝对劳动时间实现；另一方面依赖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这主要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主义社会中时间对空间的征服尤其发生于这个过程中。
协作、分工带来劳动空间的缩小、生产费用的节约，同时也就意味着生产市场的不断扩张。
但由于原料市场与生产场所本身并不是直接聚集在一起的，加上消费品也不可能在同一地方销售，因此，如何突破空间的距离，缩短原料、商品的流通时间以有效地实现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这构成了时间征服空间的第二个维度。
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流通时间本身不是资本的生产力，而是对资本生产力的限制……由于加速或减少流通时间——流通过程——而可能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由资本本性所造成的限制的减少。”
[17]“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减到最低限度。”
[18]现代交通方式的产生，不仅解决了原料与商品运输的问题，而且更有助于吸引资金，促进工业发展。
现代交通工具使空间具有了可被资本规划的特征，这种规划不仅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且促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征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力量，这实际上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时间优势征服了小农生产中空间的无组织生产状态，凡是资本主义所到的地方，小农生产都将遭到根本性的打击。
可以说，自由资本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实际上是以时间为境域实现着资本扩张，正是在这个扩张中，实现着对空间的规划，现代意义上的同质化空间，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形成。
这种时间对空间的优势作用，在福特主义的生产体系中达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福特主义首先是一种生产体系，它不仅力图实现生产过程与资料、运输过程的结合，而且在生产内部，通过流水线将空间的结合过程所需要时间大大降低，使工人成为机器的配件。
其次，福特主义还是一种消费体系，这是将消费纳入标准化生产体系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它解除了商品从生产到消费的一跳过程中的“风险”
性，这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距离的预先操控。
管理、构想、控制与实施之间的分离（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在劳动过程之中要从等级制的社会关系和非技术化着眼），在很多企业中也已经在积极进行之中。
福特的独特之处（以及最终使福特主义与泰勒主义分别开来的东西）就是他的眼光，是他对此的明确认识：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美学和心理学，简言之，意味着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现代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民主社会。
[19]
特别是在战后，由于国家干预作用与福特主义的契合，福特主义对于发达国家的社会化进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福特主义的发展，实现的是一种纵深化的总体性空间建构，但这也是以一个总公司为核心的分散化空间建构，中心与边缘的模式可以说是这种空间模式的主要特征。
但这种福特主义的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遇到了自身发展的极限。
按照当代学者的分析，1973年有两个重要情况影响着福特主义的发展：第一，通货膨胀暴露出西方经济中存在过量的生产力，引发了世界范围的资产市场的崩溃；第二，石油输出国组织提高油价，以及1973年阿以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决定禁止向西方出口石油。
这导致了所有经济部门必须通过技术和体制变革来寻找节约能源的出路，这就导致了资本空间布局的改变，即由福特主义的大规模集中生产转向世界各地的分散生产。
由于剩余石油美元的再循环问题与世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导致了资本投资空间布局的转变和世界金融市场自主化的加强，而福特主义的“刻板”
特征，无法实现这一转变。
在这些动**和非确定性所建构的社会空间中，工业结构领域和政治及社会生活领域产生了一系列新奇的实验，形成了一种全然不同的政治和社会调节系统，这是与福特主义完全不同的阶段，“它依靠同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模式有关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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