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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人的创造性活动赋予产品以价值，这正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
这种创造性的活动，体现了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
在劳动过程中，物质对象或者作为原料，即“作为劳动的创造形式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单纯材料”
，或者作为“主体活动用来把某个对象作为自己的传导体置于自己和对象之间的那种对象手段”
[12]。
主体通过物质对象，按照自己的目的改变外部世界，使之成为为我的存在，并将自身重新生产出来，这不仅是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更是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
为了进一步说明劳动的对象化与人的主体性的关系，马克思再次引进了异化的概念。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异化与对象化对立起来，强调通过对象化来扬弃异化。
在《大纲》中，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对象化与异化是同一个过程，因为对象化的过程既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也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
在资本统治下，劳动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资本把“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的异己的力量”
[13]。
当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技术进步时，机器越来越成为劳动的主导力量，工人也就越来越作为孤立的活的个体依附于机器体系，从而越来越依附于资本。
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简单地批判异化劳动不同，马克思认为，劳动的这种异化是走向更高社会阶段的基础和条件。
在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的统一过程中，资本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和奴役人的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也创造出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普遍有用性体系，“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关系本身的普遍占有”
。
[14]这就为劳动的社会化和科学化创造了条件。
只有在这个新的维度上，劳动才可能“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
[15]因此，劳动确认了人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只有在消除了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关系后，才可能真正实现。
第三，劳动创造出自由时间，这是人的自由发展的境域。
作为社会存在的本体，劳动不仅确证了人的主体性，而且引入了人的主体性和自由发展的境域，即时间。
“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
[16]由于资本的介入，这种创造性的时间相应地分解为两个不同层面：一是客观的劳动时间，这是与价值生产与创造相联系的时间，这是活的劳动时间生产出对象化劳动时间（即资本），生产出补偿对象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另外带要创造出新的价值，“这是新的劳动时间在一个使用价值中的对象化”
[17]。
这种客观化的劳动时间，可以通过量化来加以计时，是商品交换的基础，也是剩余劳动时间的计量基础。
二是体现人的创造性力量的自由时间。
这种自由时间表现为与必要劳动时间相对的时间，这是“满足绝对需要所必需要的劳动时间留下了自由时间”
[18]，资本主义生产力越发展，留给人们的自由时间也就越多，从而为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
当资本占有人们的剩余劳动时间非常成功时，“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
。
[19]这是对外在的劳动时间的克服，也是对劳动异己性力量的克服，是自由的实现。
这种情况下的劳动才被看作是自我实现，是主体的对象化，这才是实在的自由，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
。
[20]
在时间境域中，从自由时间出发，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历史性的存在，以此反对将客观时间永恒化的思维方式。
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时间永恒化，这是一种超历史的思维，是将现有社会永恒合法化的思维，这种观念正是马克思所要批判与解构的。
比如在“导言”
中，在讨论近代以来西方思想家将个人作为历史的起点时，马克思就指出：这是以18世纪以来市民社会的直观认识为基础的，并将这一历史性的社会存在当作人类社会历史的永恒存在。
他在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人身依赖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物的依赖关系以及未来社会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区分中，更为明确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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