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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存在主义的“焦虑与自由”
等，但通过范式之间的对话与比较，詹姆逊认为马克思的生产逻辑最能有效地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
马克思主义的主导符码是一个十分不同的范畴，即“生产模式”
本身。
生产模式的概念，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结构，上述的各种方法论的具体现象隶属于这个结构。
也就是说，当今明智的马克思主义不会希望排斥或抛弃任何别的主题，这些主题以不同的方式标明了破碎的当代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区域。
因此，马克思主义对上述阐释模式的“超越”
，并不是废除或解除这些模式的研究对象，而是要使这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非神秘化。
宣称马克思主义批评作为最终和不可超越的语义地平线——即社会地平线——的重要性，表明所有其他阐释系统都有隐藏的封闭线。
阐释系统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以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是隐藏的封闭线把阐释系统同社会整体分离开来，使阐释成为表面封闭的现象。
马克思主义的语义批评可以打破封锁线。
[3]
在确立了生产方式的主导解释符码的地位之后，结合曼德尔的资本主义阶段理论，詹姆逊从文化风格的角度，通过比较现实主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指出现实主义体现的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势，现代主义体现的是扩张的世界资本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形势，而后现代主义体现的正是晚期资本主义或者说跨国资本主义的形势。
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深受鲍德里亚影响的詹姆逊，在面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得出了与鲍德里亚面对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时完全不同的结论。
詹姆逊的这一总体思路，得到了凯尔纳与贝斯特的呼应。
他们两人考察了后现代的思潮来源及其发生过程，在充分意识到后现代理论的重要成果之后，对后现代理论的总体局限提出了批评。
“没有哪位后现代理论家提出这样一种社会理论，将社会看作是一个系统组织，看作是一种拥有特定社会关系、制度和组织的生产模式”
[4]，这使得大多数后现代理论忽视了政治经济学，因而未能恰当地阐明社会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
他们认为，虽然还不能证明后现代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另一条分水岭，但的确体现了与现代不同的许多东西，今天的理论方向在于，以生产理论为基础，整合现代社会理论与后现代理论的优势，建构一种多向度、多视角的批判理论，寻求改造现存社会的可能途径。
以生产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方法，同样构成了德里克考察后殖民理论的基础。
德里克的思路受到了曼纽尔·卡斯特关于网络社会分析的影响。
在三卷本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卡斯特认为，以电子计算机为基础的信息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经历着一个再结构的过程。
这是在资本主义总体框架之内的带有总体性的结构转变，不仅导致了弹性生产，而且导致了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民族—国家主权的衰落、自我认同方式的变更，从而在根本上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
虽然卡斯特以生产、经验和权力作为分析的基本构架，但“技术与生产的技术的关系，虽然是在源自社会之支配性领域的范式里组织起来（例如，生产过程、军事—工业复合体），但它们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之中，以致穿透与修改了权力和经验。
如此以来，发展方式塑造了社会行为的整个领域，当然包括了象征沟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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