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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何尝是后者有过的？不但如此，据说炀帝为妒嫉“空梁落燕泥”
和“庭草无人随意绿”
两句诗，曾经谋害过两条性命。
“枫落吴江冷”
比起前面那两只名句如何？不知道崔信明之所以能保天年，是因为太宗的度量比炀帝大呢，还是他的眼力比炀帝低。
这不是说笑话。
假如我们能回答这问题，那么太宗统治下的诗作的品质之高低，便可以判定了。
归真的讲，崔信明这人，恐怕太宗根本就不知道，所以他并没有留给我们那样测验他的度量或眼力的机会。
但这更足以证明太宗对于好诗的认识力很差。
假如他是有眼力的话，恐怕当日撑持诗坛的台面的，是崔信明、王绩，甚至王梵志，而不是虞世南、李百药一流人了。
讲到这里，我们许要想到前面所引时人批评李善“释事而忘意”
，和我批评类书家“采事而忘意”
两句话。
现在我若给那些作家也加上一句“用事而忘意”
的按语，我想读者们必不以为过分。
拿虞世南、李百药来和崔信明、王绩、王梵志比，不简直是“事”
与“意”
的比照吗？我们因此想到魏徵的《述怀》，颇被人认作这时期中的一首了不得的诗，《述怀》在唐代开国时的诗中所占的地位，据说有如魏徵本人在那时期政治上的地位一般的优越。
这意见未免有点可笑，而替唐诗设想，居然留下生这意见的余地，也就太可怜了。
平心说，《述怀》是一首平庸的诗，只因这作者不像一般的作者，他还不曾忘记那“诗言志”
的古训，所以结果虽平庸而仍不失为“诗”
。
选家们搜出魏徵来代表初唐诗，足见那一个时代的贫乏。
太宗和虞世南、李百药，以及当时成群的词臣，作了几十年的诗，到头还要靠这诗坛的局外人魏徵，来维持一点较清醒的诗的意识，这简直是他们的耻辱！
不怕太宗和他率领下的人们为诗干的多热闹，究竟他们所热闹的，与其说是诗，毋宁说是学术。
关于“修辞立诚”
四个字，即算他们做到了“修辞”
（但这仍然是疑问），那“立诚”
的观念，在他们的诗里可说整个不存在。
唐初人的诗，离诗的真谛是这样远，所以，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我所谓征集词藻者，实在不但指类书的纂辑，连诗的制造也是应属于那个范围里的。
上述的情形，太宗当然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我们曾经说到太宗为堆砌式的文体张目过，不错，看他亲撰的《晋书·陆机传论》便知道：
观夫陆机、陆云，实荆衡之杞梓，挺珪璋于秀实，驰英华于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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