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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者名之为通，次者名之为达也。
（《世说新语·德行》注引王隐《晋书》）
辅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鉴。
性嗜酒，任纵不拘小节。
与王澄、王敦、庾敳俱为太尉王衍所昵，号曰四友。
……与郡人光逸昼夜酣饮，不视郡事。
成都王颖为太弟，召为中庶子，遂与谢鲲、王澄、阮修、王尼、毕卓俱为放达。
（《晋书·胡毋辅之传》）
寻以世难，避乱渡江，复依辅之。
初至，属辅之与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散发裸裎，闭室酣饮已累日。
逸将排户入，守者不听，逸便于户外脱衣露头于狗窦中窥之而大叫。
辅之惊曰：“他人决不能尔，必我孟祖也。”
遽呼入，遂与饮，不舍昼夜。
时人谓之八达。
（《晋书·光逸传》）
上述的记载，大致发生在晋惠帝元康时期至永嘉年间。
以王衍“四友”
（胡毋辅之、王澄、王敦、庾敳）和“八达”
（胡毋辅之、谢鲲、阮放、毕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为中心的名士群体，就是所谓的中朝名士，而放达是他们基本的行为特征。
这种特征源于对以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行为的效仿，但事实上已经远远超出了竹林时期放达的限度。
简单而言，竹林时期的放达，虽然明显地表现了对礼法制度的破坏，但是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那些破坏礼法的人，事实上是最相信礼法的人，他们破坏的是那些虚伪的礼法，所谓的“越名教而任自然”
就是这么产生的，在竹林七贤放达的背后还有对价值的关注。
但是，中朝时期的这种放达，事实上已经完全与现实政治无关，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放达，称之为放浪形骸也是非常恰当的，具体行为有散发裸袒、闭室酣饮甚或对弄婢妾等。
这种情形的出现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司马氏建立西晋之后，政局暂时稳定。
在士族政治环境下，上层士族拥有种种特权，甚至不需要通过处理具体政治事务而获得地位。
对于他们来说，放达成为提升自己声望的一种非常重要的途径，由此，清谈和放达的氛围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朝名士生活的基本特征。
当然，这一时期的名士们并非均是以放浪形骸的形象出现的，比如郭象、乐广、裴頠等，尤其是裴頠，他非常直接地批评了这种放达状况。
頠深患时俗**，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乃著崇有之论以释其蔽。
（《晋书·裴頠传》）
裴頠从社会良性运作的角度出发，批判了这种放达之风。
他认为这样的风气对于整个社会的有效运转来说，并非好事。
而后来西晋灭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清谈误国”
有关，《晋书》对此也有非常明确的评价。
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
（《晋书·儒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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