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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我家的天，忽然就塌了一块。
这事要从父亲姚咏陶那几次往返台湾说起。
1946年，父亲第一次去台湾，不过两个星期就回了上海。
回来后，日子看着没什么不同——每天清晨，他依旧包着三轮车送我去学校，车把手上偶尔还会挂着给我买的糖糕。
可哥哥凯第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跟着祖母住在林森中路（后来改叫延安中路），离学校远得很。
祖母是双小脚，走几步路都要歇一歇，根本没法天天送他上学，凯第就这么辍了学，天天守在家里。
可父亲送我上学的日子也没坚持多久。
眼看就要大考，他忽然又跟俞斌祺一起，第二次去了台湾。
那是1947年1月的事，我连考试的卷子都没摸着，就这么错过了考试。
这次父亲在台湾待了挺久，差不多有半年。
我还记得他回来那天，我正趴在楼梯扶手上玩弹珠，忽然看见一个穿西装、锃亮皮鞋的男人提着皮箱从后门走进来——那不是爸爸吗！
我鞋都没穿好，一路噔噔噔跑到三楼，扯着母亲的衣角喊：“爸爸回来了！”
又转身冲下二楼，把消息告诉外婆。
外婆笑着摸我的头，说我是个机灵的小家伙，眼里满是欢喜。
父亲这次回来，带了好些台湾水果，不是一两箱，是整船整箱的——菠萝带着青黄的皮，芒果裹着滑溜溜的薄壳，还有花旗蜜橘、香蕉、西瓜，堆在院子里像座小山。
后来才知道，台湾水果当时便宜，父亲听了朋友的劝，想着运到上海能卖个好价钱，可他忘了家里人多。
外婆家有外公外婆，还有八个舅舅阿姨；我们家这边有三个孩子，加上祖母和凯第那边，一大家子人围着水果尝鲜，没几天就给吃空了，根本没来得及往外卖。
现在想想，也不怪大家嘴馋，台湾气候暖，水果比大陆的甜得多，咬一口满是汁水，谁能抵得住诱惑呢？
记得父亲曾带我去弄堂口的水果摊，想把剩下的香蕉卖掉。
那些香蕉都是生的，青绿色的皮硬得很，据说能放两个星期。
可摊主捏了捏香蕉，摇摇头说太生了，没什么兴趣。
最后这笔生意到底没做成。
现在回头看，父亲就是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哪里懂做生意的门道，连水果的成熟度都没摸清。
过了夏天，父亲第三次去了台湾，这次待的时间更长，足足一年。
1948年秋天，上海的空气里都透着紧张。
电台里天天喊，报纸上也满是黑体字：“切不可敲破819限价！”
（注：当时蒋经国推行“打老虎”
运动，为遏制奸商哄抬物价，于1948年实行物价管制，史称“819限价”
）。
就在这时，父亲风风光光地从台湾回了上海，同机回来的还有两个人——台湾老板张俊宝，以及一个叫珠珠的台湾女子。
后来才知道，珠珠原是张俊宝开的“新高雄酒家”
里的服务员。
父亲在台湾时常去那里吃饭，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母亲后来跟我说，这大概是冥冥中的缘分，也或许是命里注定的劫。
我不清楚他们具体是怎么熟络的，只听母亲讲过一件事：有次两人喝酒，珠珠主动坐到了父亲的大腿上。
其实现在想想，母亲没必要揪着这件事不放——一个是离家日久、风度翩翩的上海大少爷，一个是为了养家辍学打工、出身贫寒的台湾少女，在灯红酒绿的酒家里，生出些情愫似乎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
那年父亲三十二岁，珠珠才二十二，比父亲小了整整十岁。
那会儿正好出了“江亚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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