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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初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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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遗址考古初战告捷，省、县文物、文化部门的各方领导都感到非常满意。
鉴于三星堆所展现出的丰厚的文化遗存与广阔的考古前景，四川省文管会与省博物馆领导共同研究决定，派参加这次发掘的考古队员到北京，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为下一步更大规模地发掘和有效地保护三星堆遗址，争取在财力、政策等各方面能给予大力支持。
1981年6月1日，三星堆考古发掘队队员莫洪贵、陈德安、陈显丹、敖天照等在主持人王有鹏的带领下，携成都空军直升机航拍的现场资料以及发掘出土的各类石器、陶器等照片与文字资料，乘火车来到北京，分别向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做了汇报。
在向国家文物局文物处处长黄景略的汇报中，王有鹏提出希望国家能够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给予立项，并提供经费支持。
黄景略听完汇报后，开始并没有过分看重，认为三星堆遗址仍属于一处普通商周文化性质的遗址。
在他的心目中，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特别是整个中国西南部作为一个大区时，四川考古界可谓豪杰并起，人才济济，事业干得异常红火。
但自1953年大区撤销之后，由于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豪杰萎靡，人才纷纷外流，刚刚兴起的考古事业由盛转衰。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博物馆为主流的四川考古界，除搞了几次小型的调查与发掘外，基本没有什么大的动静。
与此相反的是，在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流域，或者江淮流域的中下游地区，文物考古事业却蒸蒸日上，发展迅猛，不断有轰动世界的重大成果问世。
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的发现与发掘等等，皆成中外瞩目举世震动之势。
在这种格局与情形的影响下，黄景略对这一遗址的价值与重要性，在思想上没有足够地重视，直到他看完所有的发掘资料，才以一个考古学家的学识与眼光，意识到这一文化遗址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与巨大潜力。
为了进一步确定这一遗址的价值，黄景略向国家文物局主要领导汇报后，邀请文物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从事殷商文化考古研究的专家张长寿、殷伟璋、赵芝荃等，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进行座谈论证。
三星堆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广阔的发掘前景，立即引起了与会专家的高度重视。
专家们在给予了较高评价的同时，建议由国家文物局出面立项进行有计划的科学发掘。
在三星堆的发掘之初，王有鹏曾在遗址的文化层中，精心挑选了一批有代表性的标本，托人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碳14实验室进行检测。
这次实验室一并将检测成果拿到会上予以公布。
所得标本的检测年代为3000-4000多年前。
这个时间跨度已经进入了历史上的夏朝与商朝时期。
这个结果和考古人员推断的年代大体相同，众人听罢甚为高兴。
在得到各方面的认同后，黄景略对王有鹏表示：“立项的事可以考虑，你们打算以后如何发掘，需要多少钱合适，回去请省博物馆给这边打个报告研究一下吧。”
王有鹏点头答应。
眼看北京之行的目的已成功达到，按照原订计划，王有鹏又带领几名考古队员先后到北京的周口店、河南洛阳、陕西的西安和宝鸡、甘肃的马家窑以及四川周边地区的文化遗址做了访问与考察。
在开阔了眼界的同时，也为三星堆遗址下一步发掘积累了新的经验。
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各地掀起的新一轮建设的**，地下文物与文化遗存的发现不断增多，考古发掘任务日益繁重。
根据上级指示精神，1982年春，四川省博物馆所属的考古队单立门户，扩编组建与博物馆同一级别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原三星堆发掘的主持人王有鹏留在博物馆并出任副馆长，其他人员如赵殿增、莫洪贵、陈德安、陈显丹等随原考古队被分到了考古研究所下属的考古队工作。
赵殿增出任考古队常务副队长。
不久，赵殿增代表四川省考古研究所携三星堆发掘计划来到国家文物局，找到文物处处长黄景略，请其立项并给予两千元经费的支持。
黄景略看过计划，又听赵殿增称四川考古研究所现在是底子薄，基础弱，发掘经费极端困难，急需要国家文物局拿出两千元予以支持云云，心想四川的考古的确是落后了，田野发掘不用说，仅从向国家要钱这一点看，就显得相当不在行了。
他微笑着对赵殿增说道：“小赵呵，你是北大考古系毕业的，比我晚些年，也算是校友了。
你到四川后，就很难听到你的消息了，今天冷不丁地报来了两千元的发掘计划，你让我怎么给你们批呵？”
赵殿增1943年生于河北省大厂县，1967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博物馆从事考古调查与发掘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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