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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昌钰在极度的失望中不乏黑色幽默地说着。
“把这些器物从土里拣出来扔到这里，是敖师傅要你们这样做的？是不是还要等他来取？”
赵殿增将身子转向老汉继续问着。
老汉将头一扭，做出不屑一顾状，答道：“管他个啥子屁事嘛，这要烧砖，必须把土里的大小石块、瓦片拣出来，要不那砖烧出来会裂的，就不顶用了。
这些瓦片拣出来没得地方扔，就扔这里了。
敖师傅来不来拿，啥时候来拿，拿了去换得换不得好多钱，我们不去管。
我们只管刨土烧砖，老婆孩子有饭吃就对了。”
赵殿增听罢，望着老汉那张漠然且涂满了苦难的脸，一股悲凉从心中涌起，他一时不知该对老汉说些什么，便随声附和道：“是呵，是呵，这些瓦片不但不能当饭吃，连烧砖都不能用。”
言毕，便不再和老汉啰唆，转身招呼同事到周围的其他地方转转，顺便做一点简单的调查。
在调查中，赵殿增等发现整个区域用推土机和人工取土的地方不只是三星堆一处，在月亮湾台地和马牧河两岸，到处是机器的轰鸣和人喊马嘶的喧嚣，这片广袤区域已经成为一个巨无霸或航母型的砖瓦厂基地了。
经了解所知，基地领导者们曾做出规定，每个民工每天必须挖土二至三方，每方按五角钱支付工资，每个民工每天可挣到一元或一元五角钱。
这笔钱对当时被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弄得家徒四壁、穷困潦倒的当地百姓而言，无疑是一笔高额巨款。
但此时无论是砖厂的领导者还是那些民工，都没有意识到，他们挖掉的看似平常的“土埂”
，正是当年古蜀王国的城墙，挖掘的“高台之地”
则是古蜀国宫廷作坊区和生活居住区。
尽管古蜀国的陶器、石器残片随处可见，但民工们只是把出土的古蜀人盛装食物用的一种高柄豆叫作大茶壶，器柄叫作茶壶嘴，并将古蜀人用的石锛、石斧叫作雷公石，认为此乃上天的雷公爷所用的法器而已，再也不见有其他更进一步和更深一个层次的认知了。
这条小路的左侧就是三星堆古城墙遗址（作者摄）
赵殿增等考古人员一边四处察看，一边不断地捡拾形体完好且有特色的陶器，以作为标本保存和研究。
待一圈下来，所捡拾的上等标本已有数百件之多，眼看天色已晚，几个人便恋恋不舍地乘车返回成都。
对于这段看似平常但又意义非凡，并暗含着某种契机的插曲，赵殿增在他后来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说道：“我们几人在四川从事考古数十年，还从没见过这么好的遗址。
我们既为有这样丰富的文化遗存而欢欣，也为被这样大规模破坏而震惊。
大家一会儿就选了数百件标本，其中有不少基本完整的陶器和石器。
标本放在北京牌吉普车上之后，车厢中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了。
返回成都的路上，大家兴奋不已，热烈交谈着。
从月亮湾玉器坑的最初发现，到月亮湾的几次发掘，一直谈到三星堆迟迟没有发掘的原因。
最后大家一致感到再让砖厂这样取土破坏就太可惜了，必须尽快进行抢救性发掘。
于是大家又一边谈感受，一边谈发掘方案，越谈越兴奋，越谈越觉得三星堆遗址有着无比光辉的发掘前景，历史赋予的这一契机再也不能错过了。
大家在车上就摩拳擦掌，恨不得立即返回去开始行动。
回到单位后，大量的文物标本在省博物馆标本室摊开，新老考古工作者一致认为这次调查非常重要，应尽快实施发掘。
四川省博物馆专门召开了馆务工作会，馆领导谢雁翔、朱秉章等当即做出‘组队发掘’的决定。
从此，长达几十年的三星堆遗址科学考古发掘工作就在这样一种背景和情形下拉开了帷幕。”
正如赵殿增所言，这次省博物馆的领导和考古队员们是真的下定发掘的决心了。
经过三番五次的磋商与筹备，1980年5月20日，四川省文管会、省博物馆与广汉县文化局联合组织力量，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抢救性发掘。
当时省博物馆的大部分考古人员都在野外搞田野调查，人手奇缺。
馆领导不得不将正在彭县搞田野调查的考古学家王有鹏调回，让他转赴广汉主持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
如此决定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王有鹏早年在四川大学考古专业读书时，曾参加过1963年由冯汉骥主持领导的月亮湾实习发掘，对这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二是王本人在走出校门后，经过十几年打拼，已成长为省级考古队经验丰富的业务骨干。
正如当年随冯汉骥赴月亮湾发掘的主持人之一马继贤在许多年后与友人的通信中所言：“月亮湾发掘至今已整整四十载，从这里培养出的全班十五位同学，后来全部成为各地文物考古部门的领导或业务骨干（如后来出任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的王有鹏、湖南省博物馆馆长的熊传新等都是这个班的同学）。
这是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生中成绩最整齐、最优秀的一个班。
当然后来的毕业生中也是有一部分优秀人才，但就全班的整体素质而言，无出其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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